4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在分析一季度经济数据、检验已在执行的各项调控政策时指出，“经济运行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发展，我国经济具有应对各种困难的强大动力与活力”。有专家认为 ，经济周期是基本成熟的、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基本矛盾的必然表现，而我国与基本成熟的、统一的市场经济体还有差距。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下，经济运行的波动尚无周期性规律可寻。只要不出现大的变数，我国的经济将在几十年内都是有波动而无拐点，既不可能大上，也不可能大落，GDP以平均10%左右的速度稳定增长，而且运行质量会越来越好。
中国经济不可能脱离国际经济大环境，也确实面临更多的挑战，但同时，中国经济也没有一些人预言的那么糟糕。把所谓的“中国经济形势恶化”作为看淡中国股市的理由并不充分。
四是维护稳定逻辑。
在3月中旬至4月中旬市场非理性暴跌时，人们普遍意识到，证券市场的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也是如此：通过股权分置改革，市场规模迅速扩大，更多的社会资源进入到资本市场中来；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当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题中应有之意，只能做好，做得更好。
但另一方面，稳定不等于没有波动，稳定不是要违背市场规律，稳定也不是要市场永远保持上涨。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根本之策还是依法治市，加强制度建设，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因此，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关键是治理好市场秩序，维护“三公”原则。而在市场非理性泛滥时（无论暴涨和暴跌），政府应当果断出手。
五是估值接轨逻辑。
我国证券市场已经是一个逐步开放的市场。国际因素对于国内市场的影响已经显著加大，国内市场的估值体系和治理模式不可能“自行其是”。另一方面，我国证券市场毕竟是“新兴加转轨”的市场，既要加快市场化进程，也需要运用必要的政策手段。
长期看，国内上市公司估值标准必然与国际市场接轨，但接轨过程将是曲折的。衡量国内上市公司的价值，可以用“混合估值标准”来描述，这就是估值接轨的逻辑。
一些国际投行认为，中国A股的合理市盈率水平应为16-20倍。不过也有一些境内外机构认为，中国A股的市盈率可以适当高估，比如沪深300指数处于30至40倍的水平。
这里需要指出的主要问题是，美国道琼斯指数是以30只蓝筹股计算得来，香港恒生指数是以40余只股票计算得来。两者的低市盈率（15倍左右）与上证综指的市盈率不具备可比性。并且，相当于中国的中小板指数的美国罗素 2000指数的市盈率高达30倍左右，纳斯达克指数的市盈率在30-40倍。所以，应当拿上证50指数、沪深300指数作为与道琼斯指数、恒生指数等进行比较，而不是笼统地说中国股市市盈率高低。
至4月7日，沪深300指数为25.28倍，如果考虑完全接轨的话，这个市盈率水平仍然偏高。如果综合考虑中国经济的成长性以及投资市场的结构性特点，也可以得出不同的判断。如果认为沪深300指数处于30至40倍水平是合理的，则市场向上的空间是存在的。
在市场监管方面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因国内散户投资者比例偏大而制定“散户化”的市场制度，完全脱离国际游戏规则；我们也不能因与国际市场接轨，而忽略国内投资者构成上的特殊性。
在估值体系和市场规则两个方面，我们长期处于“新兴加转轨”的阶段。因此，预判市场走势必须内外兼顾。
自从2004年1月31日颁布“国九条”以来，中国证券市场便进入到一个加速发展的时期。中央积极发展证券市场的方针不可能逆转，政策运用的大方向是贯彻落实好“国九条”。因此，以“救市或者不救市”解读政策是可能偏颇的。上述五个“逻辑”包含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多重因素，对股市运行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上证综指跌至3000点左右时，上述逻辑同时作用，引领市场重新回暖。这是一轮注定的中级行情，但走势会有所曲折；政策的主调是稳定市场而非鼓励炒作。可以大体预计，市场回升将具备一定的爆发性；但在目前阶段，还难以形成单边上涨走势。鉴于基本面因素仍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回升行情是曲折的。即便如此，年内上涨至5000点一带是可以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