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家银行10日发布补充年报，披露公司高管收入。收入最高的高管是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其2007年的税前报酬为1748.62万元。招商银行执行董事、行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蔚华税前收入为963.1万元。兴业银行报酬最高的是董事长高建平，为297.60万元。交通银行董事长蒋超良的税前收入为195.18万元。中信银行执行董事、行长陈小宪的税前报酬总额为648.6万元。（5月11日《成都晚报》）如果是私营企业，投资者愿给管理层多高的收入待遇，那是投资者的权利与自由。问题在于，我国银行绝大多数是国有银行或国家控股银行，其投资人与所有者是国家与全体纳税人，在这样一种企业投资结构之下，银行高管享受过高收入待遇，就难免要受到公众与纳税人的普遍质疑。另外，企业高管收入待遇应当与其实际能力挂钩，但当前银行高管大多是组织行政任命，而并非全然是市场人力资源自由竞争的结果，所以银行高管过高薪酬是否与其实际能力完全匹配，并非不值得怀疑。除此之外，高管薪酬显然还应与其工作业绩相适应，但是当前银行高管薪酬标准往往是事先确定，无论企业最终业绩如何，高管薪酬都照拿不误，于是难免出现企业股价暴跌时高管仍照拿高薪的怪象，而这自然也会引发广大中小股东们的强烈不满。
要避免这种现象，需要在薪酬委员会人员组成结构中纳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代表、纳税人代表，尤其是中小股东代表，来健全国有或国家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制定机制，形成对于企业高管集体自利倾向与行为的强有力外部制约。
任何权力不受制约都可能会被滥用。通过制度设计强化对企业高管薪酬待遇制定权力的有效制约，是企业高管薪酬标准能够制定得合理的前提。也唯有如此，企业高管薪酬标准才能被制定在既能发挥必要的激励效应又能合理、服人的程度上，国家与纳税人及广大股民的利益也才可能得到必要而有效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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