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记者 吴小曼/文
环球财经：最近网上有人在冒你的名写有关地震的文章《纳粹都不如》，事后你在博客里声明，是不是与你的观点相距甚远，你认为这次四川地震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
茅于轼：我不上网，博客都是别人维护，所以对有人冒我的名写文章这件事不太清楚。汶川是地震发生比较集中的地方，肯定是要发生地震，那里的建筑比其他地方的建筑应建得牢固些，要有防震的意识。
从几次地震来看，地震的损失非常大，这次尤其如此，但从长远来看，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是很大。
环球财经：你认为目前中国经济最紧迫的事情是什么？
茅于轼：最紧迫的事情是控制通胀，现在通胀已经到了8%，农产品价格上涨最明显，但本质上依然是货币问题，换句话讲，通胀是“钱不值钱了”，并不是因为某种物品涨价，带动了物价的上升，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某种商品涨价会不会引起物价全面上升？如果钱的购买力不变，物价水平不会上升。一种商品涨价会有另外一些商品降价，物价总水平不会变化。
那么，既然通胀是货币问题，就得用货币及有关货币的政策解决问题。
环球财经：从最早的经济学研究到近年的“自由主义“、“人权思想”、“政治改革”等，主题是越来越大了？
茅于轼：社会的进步，光靠经济是不够的。今天经济可以取得成就，但存在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政权是为了极少数人的，当这少数人的利益跟广大老百姓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老百姓的利益就没有了。我们的政治比较落后，如果最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其他问题就很难解决。当然，这里除了体制的问题，也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历史有关，很复杂，不是很快就可解决，可能需要我们几代人的努力。
环球财经：现在的道德滑坡是不是与此相关，所以你提出重构中国核心价值观？
茅于轼：这个价值观应该是全世界都接受的一个普世价值观，这中间可能有一点儿中国的特色，但它的基础是普世价值观。什么是普世价值观？平等自由是最基础的，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对此，中国上下的认识并不一致，尤其是上层还没有完全想通。今天的道德滑坡，我想，它跟政治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的政治老是讲假话，你道德怎么好得起来？
环球财经：贫富差距拉大，有钱人 “为富不仁”，你主张“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因此引起很多争议？
茅于轼：贫富差距是市场造成的，接受市场经济需要有这样一个过程，而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过程。
在中国，做一个企业家非常不容易，所以我说他们是“可贵的企业家”。往往交完税，还要做其他一些事，比如与政府勾结，不是他们要这样做，中国的现实就是这样，他们必须要平衡好各个方面的关系，不像在国外，企业家的任务只是创造财富。
环球财经：你说是企业家创造了财富？
茅于轼：中国的财富是企业家创造的，不是工人、农民。
就拿我们国家来说，改革前财富少，改革后，党的政策允许企业家出现了，财富随之多了。企业家把劳动、技术、市场、管理结合起来，生产出社会最需要的产品。可见，财富不仅是工人创造的，也是企业家创造的。企业家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
但我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了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