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习记者 潘明杰
追涨杀跌，通常是散户玩的游戏，这一次却让看似理性的机构们玩了一把。
“评级”玩追涨杀跌？
“为什么在高位推荐买入，而在股价打了对折后，却降低了投资评级呢？”
据本报记者观察，一部分是源于业绩变脸：“行业或公司本身盈利明显下降，比如石化、电力行业今年一季报下滑明显；部分公司营业收入中投资收益占比较大，股价的连续下滑对公司利润造成较大影响。”
一位市场人士解释，“也就是从去年的正反馈演变到今年的负反馈。牛市环境中，评级上调如同火上浇油；而熊市环境中，评级下调如同雪上加霜，加重市场抛压。”
记者统计发现，2008年1-3月，随时间推移以及下跌趋势的逐渐形成，券商调低评级的次数逐渐增加。
“热门蓝筹股纷纷调低评级，必然导致市场对其进行一定的抛售，将影响这些蓝筹公司的价格，并会对现在惨淡的市场雪上加霜。”另一位券商研究员亦表示。
“2008年的那一场雪，来得比平时稍早了一些”，评级的调整为何来得如此之晚？
除了上述原因以外，似乎还另有隐情。
“如果有101港元捧涨中国神华，难道不会有在低位捧另一只股票的事情发生吗？”一位业内人士反问记者，“不排除背后的利益驱使，或者应该质疑某些研究员的道德和动机。”
该人士指出，“目前券商及其研究员对上市公司的跟踪还是比较紧密的，应该能够对大部分重点上市公司予以覆盖，并在第一时间掌握公司的最新动态，可以基本排除研究员水平问题的疑虑。”他认为，“不排除其中部分研究员没有尽到职责的可能性，他们中的一部分接近上市公司高层的研究人员，肯定对上市公司的基本面突变早有了解，却可能因为利益因素等原因，推迟评级调整的时间。”
系统性风险，“评级”之天敌？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卖方研究员向记者坦言，“评级始终应该关注公司的内在价值，同时‘评级变化’本身就是对交易行为的建议，所以它跟市场环境(交易价格体系)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又是放在某段时期内去观察和研究的。”
“所以，‘评级变化’也离不开比较物和参照系(比如，市场的整体PE、PB水平，该公司所处行业的PE、PB水平)，这些参照系又是放在某个特定市场环境中去考量的。”他补充，“比方说，现在3100点，某公司PE确实降到了20倍，但在5000点时该公司30倍PE，比较同行业公司(假设平均35倍PE)，已经算是低了，你说按照当时的市场环境和投资气氛，是不是值得推荐？”
“公司股票的评级似乎永远也无法彻底涵盖和抵御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他无奈表示，“但研究员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对此做出适当分析和必要的提示。”
“不过，那应该是策略研究员的主营业务了。”他苦笑着说。
卖方研究员的“软肋”
“卖方研究员并非能力不够，之所以不及时说明或者说错，重要的原因在于券商的盈利模式。”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坦言，“券商作为卖方，主要是给基金等买方提供服务，作为交换条件，基金则会将仓位分到券商那里，券商收取交易的手续费。由于去年基金的管理规模大幅扩大，基金的分仓对于券商而言，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因此，券商绝对不敢得罪基金，并会让金牌研究员为基金提供服务。”他补充，“最新的研究观点也都是基金先拿到手的，等市场知道评级调整的事，可能已经是二手或者三手消息了。”
另一位业内人士认为，“券商的投行业务可能也会干扰研究员的客观性。因为投行业务就是帮助一家公司发行股票或债券，这时投行部门就可能会暗示分析师出具有利于这家公司的研究报告，以帮助该公司股票顺利发行。”
他补充，“如果是一家质地一般的公司，研究员就有可能在其报告中扬长避短，而投资者就有可能受到误导，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券商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需要不断招揽投行业务，如果其研究员经常指出一些公司的问题，就有可能得罪潜在的客户，失去生意机会。”
“大多数基金经理不重视卖方研究员的股票评级。”
一位合资基金公司基金经理向记者解释，“我觉得对卖方研究员而言，建议买入/卖出/持有股票似乎并不严肃。但是，卖方研究员对其覆盖行业的精确把握吸引着我们买方。”他坦言，“我告诉公司里的所有买方研究员，别管卖方研究员的股票评级，它们通常不是错的就是不合时宜的。但是当你不知道某一行业的最新情况时，可以问问他们。有些好的分析师，通常是行业专家。”
“各个基金经理希望获得的行业资讯不同。”他说，“如果我是长期持有者，我并不关心某位研究员将股票估值调低2个百分点或者是这个季度业绩下降2分钱。我真正关心的是公司的基本面是否会出现根本性改变。”
“比如供应商有什么意见？哪里会出现什么样的新竞争者？一切街谈巷议都会引起我的关注。但最能使我心动的是逆大流的看法。”他半开玩笑地说，“卖方研究员给我的一篇长达30页的报告，最后总结出某公司的盈利符合预期，股票定为增持评级，对整体市场并没有贡献。但是，如果他的意见与众不同，我就会考虑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