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2007年12月中旬，我国财政部和国资委制定发布了《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国企利润上缴比例和方式的变动引起社会多方的热烈讨论。由天则经济研究所与百度财经主办的“国企利润、产权制度与公共利益高层论坛” 2月24日在百度公司举行。会议齐聚二十多位经济学界，法学界专家和社会活动家，从多个角度深度探讨剖析国企利润问题。以下是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终身教授徐滇庆在论坛上做的主题发言。

　　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这次研讨会，和放生相比，我对国内改革具体情况远远不如你们了解，这是我的巨大弱点。我今年在这儿待了一年半，学了不少东西。通常我每年只在国内四个月，所以比较超脱一些，所谈的观点也许跟前面发言的人两个方面互补。

　　今天我想谈三个问题，第一个谈学风的问题。我在1984年到美国读书，我跟贾康还有一年的同学经历。有一门必修课，政治思想史，我选了《资本论》。那一年我使劲的抠《资本论》，因为要考试，读的原版，收获匪浅。从中我学到了严谨的学术态度，马克思《资本论》三大卷。老师让我一点点抠，把那个帐也跟着算。马克思的学风非常严谨。也许有人不完全同意马克思的观点，但是不能不佩服人家的学风。咱们现在有没有人像马克思那样认真地算国企的利润？马克思是单枪匹马，一个人在伦敦图书馆里坐着就能算这么仔细的帐，写出《资本论》来，最后算出来剩余价值，奠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理论基础。而且所有算的帐，西方这么多的学者一百多年来找不出什么毛病。如果找出大毛病来就不是马克思了。那么多人攻击他，但他算的就是准确的，很认真，一点点小帐都算了。

　　我们今天讨论国有企业利润问题，首先要问一问，咱们有没有人愿意像马克思那样算账。马克思最后算出一个剩余价值，而根据剩余价值导致了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他学风严谨值得我们应该好好学习。现在，在中国，有没有谁在某一个问题上像马克思这样痴迷，连续奋战那么长时间，彻底进行调查研究，奋不顾身，而且不讲报酬。马克思是没有回报的，但他写了这么好的东西出来。尽管一百多年前的情况和今天大有不同，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学习他的严谨的学风。

　　现在谈谈国有资产问题。从理论上讲，所有权决定着利润支配权，否则怎么能叫所有权呢？大家都清楚，国有企业全民所有。既然是全民的所有权，利润就应该归全民。当然，全民这个概念是空的，落实下来就到了国资委。但是下面问题就来了，如果说资产是全民所有，利润应该交给全民，国有企业为什么不交利润呢。逻辑上马上就出了大问题。有没有利润是一回事，交不交是另外一回事。这个问题很简单却没有人认真推敲。如果说一个企业不向所有者交利润，如何体现所有者权益？如果民营企业没有利润，谁还办企业呢？就是要有利润分配权和享用权才会有激励机制鼓励人们办企业。可是国有企业长达若干年，没有上缴利润，我们为什么要办国有企业？如果说，国有企业担负着一定的社会责任，那么也要把账算清楚，该支付多少就支付多少，不能稀里糊涂的不交利润。逻辑上不对，里面出了问题。

　　我就看到了很多担心的事情。因为隔着太平洋，有很多事情也许看得更清楚一些。常说居安思危，到底咱们有没有危机感？谁能够说中国高速发展了二三十年永远是这样？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有没有问题会出现，会中断我们的高速增长？有，两大问题，第一金融危机，第二社会危机，社会危机就是贫富差距正在继续加大。金融危机在哪里？我们不说真话，不好好研究，很多定义都搞不清楚。学风很成问题。许多问题没有看清楚。由于定义不清楚，就把许多问题搅和在一起，只能就事论事，讨论些细节，最后把真理和应该做的大事都淹没掉了。这种作风只是研究了人和人的关系，而没有研究人和世界、人和物质生产之间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说国有资产有多少万亿，谁算的？根据什么原则算的，谁都说不清楚，居然就能写到文件里。我们到底有多少国有资产？

　　四、五年前总理朱镕基召集了会议，讨论中国社会保障缺口问题。我们这个研究小组写了篇文章，当时社会保障的缺口6万多亿。世界银行估计11万亿，超过GDP，问题相当严重。当初的问题是怎么样拿国有资产来补这个窟窿，防范危机。如何来评估国有资产？社会保障缺口并没有消除，国有资产说不清楚，问题并没有解决，但是又泡汤了，又搁浅在那儿了。直到今天这个问题大家不怎么提了。

　　此外，国有企业的成本和产权定义不清楚。要好好分析一下国企的成本。刚才盛洪跟放生有个对话，国企的成本搞不清楚。以前没利润，现在又冒出来1万多亿的利润。随后，在1万多亿的利润基础上突然冒出个10%的上缴比例。咱们把话说清楚好不好，利润归利润，成本归成本，投资归投资，要把定义搞清楚，不要稀里糊涂的就把利润的90%藏起来。把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定为10%有没有理论根据？没有，肯定没有。只能说是利益妥协，折衷的结果。今后是不是还要改成20%，30%？没有必要。没有理论支持，怎么规定都是不合理。算清楚账之后，全部上缴。然后，该再投资的投资，该支付的社会成本，该承担的转移支付，归口办理，用不着偷鸡摸狗，神神秘秘。

　　“寻租”往往发生在定义不清楚之上。浮燥的学风往往为寻租打掩护。如果许多基本定义都不清楚，大家就熟视无睹了。因此，必须在理论上给出很清楚的界定。

　　例如，外汇注资到底是什么性质问题？说起来我们有15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是我们的国有资产吗？有产权或者所有权吗？没有！外汇储备仅仅是一个对外购买力的符号，根本没有所有权问题，所以才不归国资委管。但是居然拿过来就向国有银行注资。注的是什么东西，有没有认真考虑？一旦出现问题外汇注资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如果在理论上没有认真推敲，一旦出现问题就是棵大炸弹。弄得不好，外汇注资本身就可能意味着货币增发。外汇储备只能对外使用。从海外购买东西回来，回笼我们的流动性，而不能对内使用。如果对内使用外汇储备，还不如干脆印票子算了。我把理论说出来，没有人说我说错了，但继续注资。这个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可是大家不理会这个事儿，这种学风不能继续下去。不良贷款的问题也是这样，东躲西藏，掩耳盗铃，采取鸵鸟战术。能不能解决是一回事，咱们应当先把帐搞清楚，认真追究下去。在很多情况下，大家都看到了有问题，但是却不了了之，不理了，所以我们的学风问题必须要搞好。

　　第二，信息透明问题，马克思之所以能写《资本论》，因为他有数据。目前，中国也有数据，但是没有很好地组织，在研究问题的时候需要东来点，西来点，不停的找。说完全没有，不符合事实。它也有点，可不系统，而且谁也不负责，把人逼得无路可走。我是教书匠，我不懂只好问你，有好多次，我追究数据来源和计算方法，结果有关方面解释不出来，大家只好笑一笑。做假帐的事情是大问题，将来糊弄的是我们自己，要好好学一学马克思写《资本论》的认真精神，逐步改善我们的数据系统。

　　第三，制度设计问题，今天江平老师讲，现在要求国企把10%的利润上交这是一个迟到的进步，我完全赞成，终归现在认识到这个问题，比不认识或者看见了不说要好。交10%比不交好，刚才放生也讲只要推动产权改革，今后还可以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我担心的是什么？第一是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时间继续推进改革，能不能在危机爆发之前我们做好准备，否则的话一旦出现问题恐怕我们想做也来不及。第二是千万不能把这些过渡的政策、妥协的政策制度化，现在交10%是否合理呢？不合理，这是一个应急措施，是临时性措施。

　　民营银行要开放，说了六年，现在又要动了。如果六年前动，现在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经验，有些新的规章制度。比现在的状况好多了。现在认识到了，该动了，否则7亿农民没有融资渠道，怎么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关键在于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动，一动就影响既得利益，所以能拖就拖。拖来拖去，就麻痹了。

　　最糟糕的是什么？我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考察，发现他们把许多贪污腐败和不合理的现象制度化了。一级一级都这么做，习以为常，麻痹。由于许多概念和定义不清楚，许多不合理的现象也能找到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大家也习惯了。讲不出道理的可以不讲。这样一来就严重地制约了经济发展。如果我们出现改革疲劳症，也许会重复印尼、菲律宾的道路。这点我要给台湾和韩国说些好话，他们的争论非常激烈，天天吵，但是很多概念是清楚的，在台湾，你别看它蓝绿两党竞争，经济仍然能够平稳的进行，因为它在很多制度建设上做得比较到位。不论怎么吵，还有一个是非标准。大家还得遵守这个规矩。有谁不遵守规矩，大家可以互相揭疮疤。

　　现在我们有两个选择，一是按照菲律宾、印尼这样稀里糊涂，学风浮燥，麻木不仁，以后再想翻身就很难。二是制度创新。国有企业利润问题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学风不好，要迅速纠正。反对浮燥的学风，抓紧制度设计，特别是江平老师讲的法制上的建设好好抓紧，我相信做这些事情要赶紧做，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如果我们再不做，等到金融危机爆发的那天想做也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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