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2007年12月中旬，我国财政部和国资委制定发布了《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国企利润上缴比例和方式的变动引起社会多方的热烈讨论。由天则经济研究所与百度财经主办的“国企利润、产权制度与公共利益高层论坛” 2月24日在百度公司举行。会议齐聚二十多位经济学界，法学界专家和社会活动家，从多个角度深度探讨剖析国企利润问题。以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微观经济研究室主任韩朝华在论坛上做的主题发言。

　　韩朝华：大家好！这个会听下来确实很受启发。

　　关于国有企业利润分配问题的研究，我觉得非常必要，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而且，这个问题的意义不限于一般公司治理方面，它还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种新现象。

　　从这个角度解读这一现象，我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关于国有企业的利益倾向。

　　国有企业的利润是否应该上交其实只是个具体问题，其中还含有一个更具根本性、从而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本来，国企上缴利润是不成问题的。计划经济时代、80年代的改革初期，国企的利润都是上交的。国企不上交利润的政策是在90年代里国企改革的特殊背景下形成的。因为，当时国有企业陷入大面积亏损，许多企业资不抵债，不仅没有盈利，连工资都发不出去，要靠财政补贴来维持运转。在这种背景下，有关方面决定国企不再上缴利润。其目的在于激励企业自主经营，扭亏为盈。这是自80年代起国企改革的基本思路：放权让利，搞活企业。

　　从那时起到现在，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国有企业的状况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整体上重新进入了一个上行通道，国民经济增速越来越高，国企的状况也不断改善，利润逐年增加，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国企的利润由少变多，于是全社会突然意识到，国有企业如此赚钱却不上缴利润，很不合理。既然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已经改善，并有了巨额利润，过去那种着眼于扭亏为盈的政策就不再必要，要求国企重新上交利润是顺理成章的。所以，从理论上来讲，从合理性上来讲，国企恢复上交利润应该没有问题，这方面社会上已基本形成共识。

　　但是，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仅仅停留于这个层面还是不够的，舆论对这一问题的高度关注中还反映出了中国社会中某种公民意识的觉醒。

　　根据传统的计划经济逻辑，国有企业属国家所有，它的利益就是国家利益，就是全民利益，对国企有利的事情就是对国家有利，就是对全民有利。因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人会质疑国企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或人民的利益是否一致。没有人会这么考虑这个事情，而是将两者视为天然统一的一回事。但现在，中国公众开始发现：不对，两种利益其实不一样，国企有那么多利润，但老百姓却享受不到，而国企内部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却远远高出全国一般水平。中国的公众开始醒悟：国企的利益并不天然等于国家的利益，更不等于全民的利益，对国企成员有利的事情未必就对人民都有利。如果没有这个意识，把国企利益和国家利益混为一谈，则国企交与不交利润，本无所谓。但现在的公众不再如此看问题，他们发现国企是一种小集团，它很可能在违背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的方式下扩张自身的利益。所以，老百姓揪住不放了。我想，现在这个问题之成为社会热点的现实意义在这里——公民意识觉醒了。因此，现在来谈论国企的利润处置问题与十年、二十年以前讨论国企改革时涉及的利润分配问题在背景和逻辑上是完全不同的，从而问题的性质也完全不一样了。如果国企利益与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并不天然一致，两者之间可能出现矛盾，就必须从制度层面来考虑了：怎么约束、监督国企，或者，怎么使国企的行为符合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我想，应该从这样的角度来提出问题，并向全社会讲清楚这一点。

　　从这个角度来看国企利润的分配和处置，真正重要问题就不在于利润是否应该上交，或者上缴的比例该高还是低，关键的问题应该是国有企业的利润处置是由谁、通过什么方式来决定的，以及在这类决策过程中，什么样的利益在起主导作用。现在的做法是，通过国企跟国资委或者主管部门的协商，由少数官员来决定，公众无法知情。这就有一个委托代理问题发生了。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国企利润的分配上，公众能否充分地知情并能有效地监督整个过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有关的决策和执行过程处于公众的有效监督之下，公众的意愿可以影响这方面的决策，则国企的利润上缴或不上缴都可以。如果必要，通过恰当的公众决策程序，允许国有企业不上缴利润，甚至继续给国有企业提供财政补贴，都是可以的。但如果缺乏这样的公众监督和公众参与，即使国企的利润全部上缴财政，仍然可能是不合理的。因为，这样收缴上来的利润有可能被使用不当，这照样是违背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眼下关于国企利润上缴问题的议论，实质上一个宪政问题。其着眼点在于，国企的利益有可能与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相违背，因而需要考虑如何建立一种公众监督机制来约束国企和相关的政府部门。

　　因此，我完全同意上午刘俊海提的国有企业信息披露建议。国企的所有者是全国十三亿人民，其“股东”的社会普遍性比一般上市公司要高得多。国企占用了那么多全民的资源，其资源的运用当然与全民利益相关，因而对国有企业的信息披露要求应比对上市公司的要求更高。你说你的成本高，没多少利润可上缴，那么把你的成本数据量出来，让大家看一看，到底成本高到了什么程度；你说你要投资和发展，需要把利润留下来，可以，把你的投资计划和预算执行情况提出来，看看是否合理。当然，不可能全国十三亿人个个都去国企查账，但可以通过人大等代议机构，由一批专家来负责审议，并定期公布。总之，国企的经营状况要高度透明，老百姓关注不关注，是老百姓的事，但你公布不公布或公布得充分不充分，就不是你国企自己的事情了。不能是你愿意公布就公布，愿意公布什么就公布什么，而必须是法定的强制义务。现在不要说老百姓，就是专业研究人员要想了解一下国有企业的数据都难上加难，国资委公布的材料里连个像样的资产负债表都没有，更不用说成本和投资方面的信息了。这种情况是违背人民利益的，也违背了国企的全民所有制性质，“老板”了解企业的经营信息，是基本权利之所在，不能了解经营信息的老板还有什么所有权可言？

　　(周放生：目前李荣融对外宣布三年以后向全社会即时地全面公布国有企业的财务信息。目前，中小企业上市公司一共有300多家，其中上市公司的信息是全球公开的，而且上市公司都是各个企业的主营业务。)

　　韩朝华：但问题都在集团公司里，那些上市公司只是集团中最好的部分，光看上市公司的资料是看不清楚的。

　　(周放生：最好的公开了，最好的在上市公司里，现在没有整体公开，包括不好的和非主营业务那部分没公开。)

　　韩朝华：评价国企的经营状态需要把上市公司与集团公司合起来考虑，不能只看上市公司那一块。其实一大堆包袱都在母公司里面，要靠上市公司来给它输血。所以，要求国企经营高度透明，从原则上讲完全成立。全民企业，全民有权利了解你的信息，对全民保密是没有道理的。所谓利润缴不缴，多缴或少缴都是具体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有无全民的监督。现在利润上缴问题成为舆论热点，反映了中国民众的意识觉醒。

　　当然目前在这个问题上，民众的认识和媒体的宣传还没完全到位。对于国企的利益甚至政府的利益有可能与全民的利益相违背这一点，目前中国公众的认识和媒体的宣传还缺乏足够的自觉性。因此，强调这一点，在这类问题上普及宪政意识，是学者应该做的事情。学术界需要向公众讲清楚这件事的本质意义，推动相关的体制创新，把国企制度设计得更完备，更能体现全民的根本利益。

　　第二，当前国企利润的性质。

　　现在，面对国企不断增长的利润，大家都在讨论该怎么分配或使用，但对这种利润本身的性质和来源却很少追问。似乎，不管怎样，国企有盈利就好。而国资委也愿意宣传国企的利润增长，似乎这是其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方针见成效的证明，是国资主管部门的政绩。但作为经济学家，光这样看问题是不够的。

　　面对国企利润的增长，首先需要分析的是，这些利润是怎么来的。利润本身是一个数字，它怎么来的才是本质。经济学中对于赢利是要讲究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之分的，对利润不能只看有无、不问出处。严谨的思考需要探讨目前国企的利润增长到底源于生产性因素还是非生产性因素，或者哪一类因素在其中占的比重大。

　　就中央国企而言，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并非国资委直属150家企业个个都盈利，而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企业有较大的盈利。从具体因素上来看，导致这些企业获得巨额利润的因素大都是外生性的。因为，这些企业的利润基本上源于上游的基础性产业，如能源、矿产、原材料、通讯等等。而且，国企在这些领域中享有行政性的垄断保护，再加上资源价格的非资本化等，使得这些领域中的国有企业享有了非常独特的盈利条件或者经营上的优惠。但即使如此，这些国企在90年代里并没有获得像近几年里这样的高盈利。因为，国企现在的利润大增得益于一个大的宏观背景：整个中国经济自2000年前后以来进入了又一个上行通道，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又进入了重化学工业化和城市化并进的阶段。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特点是对基础工业产品的需求急剧增长。同时，中国的这一发展阶段又恰与国际上能源价格和基础材料价格的上行相重叠。国内外市场上基础工业产品价格的交相推动，成为这些领域里利润大增的一个基本因素。在这个背景下，任何企业，只要进入这些领域，就能赚钱，无需下功夫改善管理和提高效率。再加上国内这些领域缺乏充分竞争，赚钱就更容易了。这样的利润增长是外生性的，它最多只表明你的运气好，并不能说明你有多大的竞争力。一旦宏观经济周期的这一波上升行情结束，这些盈利就可能迅速萎缩，甚至还可能出现持续亏损。

　　另外，中国国企还享有另一种特殊的资源优惠，即资金成本低廉。徐滇庆教授已指出，中国国有银行的贷款利率明显低于市场上的实际资金价格，而这些银行百分之七十左右的贷款流进了国有企业，这成为国企在成本方面的一大优势。根据徐教授的分析，目前，如果中国的各大银行按资金的市场价格水平提高贷款利率，会有一大批国有企业转盈为亏。无独有偶，我最近看到一个英国人的分析，也认为是中国各大银行的低利率支撑着中国国有企业的扩张和赢利。这位英国分析者认为，中国的银行在用自己汇集的储蓄为国有企业承担着经营风险。

　　还有一点必须注意。居于上游产业和基础产业的国企是中下游产业投入要素的主要供给方，而中下游产业的主体是民营企业，他们是上游产业和基础产业的基本客户。这使得上游产业领域中国企的大发利市给国民经济整体所带来的综合效应更趋复杂。

　　这几年，上游产业和基础产业的产出价格大幅度上涨对中下游产业里的竞争性企业造成了很大的成本压力。上游产业中的国企没有降低成本的动力，还可能随着基础投入要素价格的上涨搭车涨价。由此而来，国际宏观环境中的能源、矿产品、原材料等投入要素的价格上涨不会在上游产业中得到消化，而是通过价格被转入中下游竞争性领域。而我国的中下游产业多数是充分竞争产业，置身于其中的企业所面对的产出市场是高竞争性的，他们很难通过产出价格的上调转移成本上升压力。如这几年里，一般制造业领域中的投入要素价格如此上涨，但这些领域的产品价格却很难往上走，甚至还要往下走。这意味着，我国近年来所承受到的投入要素价格上涨基本要靠中下游产业中的民营企业来自行吸收和消化。这就极大地挤压了这些民营企业的利润空间，使他们的发展越来越困难，后劲越来越小。

　　这些年里，国企的利润大涨，经营规模也在扩大，但它的就业贡献是逐年下降的。我们国家里新就业机会的创造主要靠民营企业，但在利润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的情况下，民营经济创造新就业机会的潜力也在转弱。

　　这都是很粗的猜想，具体情况如何需要更深入的实证分析。但我对这几年国企利润大幅上涨的宏观福利效应很是怀疑，它不太可能是国企效率提高、竞争实力增强的结果，而更可能是源于外生性因素。当然，应该肯定，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和发展，国企的制度和行为都有了变化，它的效率、管理会有所改善，人员素质得到了提高。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国企的基本制度没有变，它的行为不可能像民营企业那样有很强的内在动力去追求效率的提高和管理的完善。所以，对于国企的利润增长不能盲目乐观，还需要对这些利润的来源作更多的追问，不能简单地以为有利润就好。如果上面的分析成立，则国企的利润大增就可能意味着垄断性领域或竞争不足领域对高竞争性领域的利润侵占，意味着中国经济中存在着大面积的资源配置扭曲和福利损失。

　　本来，国有企业的存在必要性在于矫治市场失灵，但如果国企的存在本身成了维持甚至强化市场失灵的主要因素，则国企存在的价值就值得怀疑了。这是需要全体国民高度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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