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徐立凡

　　次级债之死

　　这只美国经济强劲时诞生的蝴蝶，天然地具有两种矛盾品质：既是“危险”的，又是“正确”的。危险在于，它依托于美国楼市的火爆而生，而一旦美国楼市这一母体出现症状，这只蝴蝶也将出现症状;正确在于，它所服务的对象是信用记录较差的客户——通常属于美国社会中下层群体。因此，从经济道德的角度讲，美国次级债具有某种可为政治服务的正确性。

　　次级债这一金融创新产品一出现，就因其广泛的市场需求而发展迅猛，越来越多的按揭公司和银行为扩张业务介入次级房贷业务。——利润的雪球在滚大，危险的雪球也在滚大。就在次级债发展迅猛之时，美国货币政策正在走向它的反面：美联储为防范通胀而采取的不断加息措施，导致房贷利率不断升高。但是，次贷房款者越来越沉重的负担被忽视了。在火热的时候，市场通常是健忘的。在贷款利率上升和楼市火热的角力中，楼市毫无悬念地败下阵来，次级房贷大比例转化为银行坏账，并从2007年4月起爆发。4月2日，新世纪金融申请破产保护，成为美国地产业低迷时期最大的一宗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案;6月，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公司旗下两只基金，传出因涉足次级抵押贷款债券市场出现亏损的消息;7月10日，标普和穆迪两家信用评级机构分别下调了612种和399种抵押贷款债券的信用等级。信贷危机使大量企业和基金被迫暂停发债。

　　8月，美国次级债危机延伸至欧洲。法国巴黎银行宣布暂停旗下三只涉足美国房贷业务的基金交易。8月9日和10日两天内，欧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央行总共注资3023亿美元，这是“9·11事件”后最大的一次全球央行联合行动。

　　次级债危机迅速被资本市场领会。8月10日以后，美国道琼斯指数以连续6个交易日下挫表示恐慌，欧洲和日本股市均大幅下跌。远离次级抵押信贷风波中心、一度被认为相对安全的新兴市场亦持续暴跌，其幅度甚至比发达市场犹有过之。次级债危机出现之后，中国A股与国际市场的联动性得到意外加强，也强烈感受到次级债蝴蝶扇动的秋冬寒意。

　　在8月中旬国际主要金融机构联手救市后，短暂时间内，次级债危机被认为解决，日本等国银行甚至收回了部分流动性。但事实证明，这只蝴蝶的面目仍未被看清。在9月起美联储三度降息、政府出台次级房贷者救援计划后，危机还在扩大。12月中旬，五大央行再度被迫联手救市。

　　这只蝴蝶，仍然健壮地走在死亡之路上。

　　葬礼在何处举行

　　花旗银行因为深度介入次级债危机，其2008年的赢利预期，被调低了一半。但是，花旗内部始终认为并不存在真正的危机。而数据表明，花旗并非是“嘴硬”。到2007年底，美国银行内部危机大多已自行解决。

　　然而危机在欧洲却越演越烈。到年底，瑞银宣布计提次级债损失100亿美元，在挪威、德国的信贷机构也列入受害者名单。次级债危机，在美国演变为局部的信用危机，在欧洲则演变为大面积的金融危机。相形之下，在美国次级债危机是一种预期危机，在欧洲则是现实危机。

　　美国孕育的危机为什么在本土之外更加严重?许多迹象表明，美国充分利用了次级债的机会。美联储三度降息和放任美元弱势，不仅起到了防范经济信心下降和流动性枯竭的作用，而且利用了国际贸易伙伴对美国2008年经济变坏的担心及国际市场的风险厌恶，使其获得了充分利用金融政策转移风险、间接打击经济对手的目的。转移风险的途径，则是扩大出口份额、减低自身损失含金量、提高他国损失含金量、利用美国银行的抗风险性强于他国银行等方式以实现。次级债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美国金融政策“绑架”国际贸易伙伴的那柄手枪。

　　美国主要金融机构并未遭受过实质损失、政府援助计划少人问津的实际状况，美国经济数据主要部分的正常、没有引发美国社会风波和政党攻讦的背景，其实已经告诉人们：次级债的“美国味”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这只美国培育的蝴蝶，最终很可能在欧洲被埋葬，而葬礼费用，则由全球买单，也包括中国的银行系统。死亡时间或许在2008年上半年，或许需要更长时间。

　　中国不是旁观者

　　一场危机，理应教会我们更多东西。狭义地讲，次级债危机的告诫是：一方面，开发金融衍生品不能与货币政策的基本走向相背离，否则金融产品可能成为危机的渊薮。另一方面，中国的海外投资应将更为从容的安全性选择作为投资要领。但是在广义的层面讲，次级债危机或许还意味着另一种蝴蝶效应，或者说，一种机会。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以人民币不贬值的守诺和超过10亿美元的救市举动，第一次确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自那以后，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关系从竞争对手转变为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也顺利展开，并成为中国区域合作项目中最为成功、最为先进的样板。在经济上，中国获得了双赢的机会;在政治上，中国改变了地缘政治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