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独特的价值
春节前半个月的时候，冯仑哭了。
有一天他和原来的一些老同事聚会，他们回首年轻时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他们感慨在大时代当中各自迥异的命运，伤怀那些被时代和历史伤害了的朋友、兄弟和他们坚定、坚韧的亲人。他们泪流满面。
他们发现，有一个同事生了病却没人管，后来大家捐了一些钱，但那人还是过世了。他们还发现，又有一个人得了癌症。他们感慨生命的脆弱，决心扭转这种颠覆性的人生。
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做期货、股票、房地产都获得了成功，有不少人的身家都超过了10亿。有一个人提议说：“我们要做点事情。我们要发誓不让我们的同事因为钱而看不起病，不让他们因为钱而不能有很好的生活。”
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基金，把这个基金赚的20%的钱捐出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们委托了一个股票能手管理这个基金。他们说基金赚到钱后，20%的收益归那个管理者。那个人拒绝了，他要把这个钱也捐出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他们用行为实践着全新而又质朴的商道——财富是用来帮助他人的；财富只有用来帮助他人才会实现最大的价值。
在冯仑看来，商人“是一个创造财富的专业工作者”，他们“创造财富满足别人需要”。然而“无商不奸”和“为富不仁”已经成为两个深入人心的概念，尽管人人都知道商人不是坏蛋，富人不是恶霸,但是对商人的偏见和对富人的敌意一旦被无限放大，他们就会变成“逆流”，就会成为“反动派”。
冯仑有时候会因此激动和愤怒，有一次他反驳说那些人“站着说话不腰疼”。冯仑意识到“中国社会需要耐心，需要宽容”，他建议说：“大家慢慢来，走到一个新的游戏规则中。比如说80后、90后，慢慢他们来管理这个社会，规则会发生变化，商业文明、商业伦理就站在了一个更主流的位置。”
冯仑梦想着在中国会出现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制度安排，它的出现可以使商业文明成为一种主流价值观，从而改变商业文明在中国自生自灭的无奈以及混乱无序的状态。
“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慢慢建立起现代商业文明的规则，但它长期都不是主流。现在改革开放30年了，特别最近十几年，我觉得它有望发展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基础性的制度安排。”
商人在中国历史当中的位置是一段一段地忽上忽下。冯仑觉得中国真正需要的是商业文化，只有市场经济和法律秩序才能催生真正的商业。
“封建社会那些是小买卖，是商人，现在需要企业家。企业家是专业运动员，是刘翔，商人是野地里跑的傻小子。”他说，“市场经济是靠企业家、靠若干大企业、行业的领袖支撑的。企业家已经超出了简单的个人利益，他承担更多的行业、社会职责。他承担更多的组织创新、技术创新、社会进步职责。现代商业社会，最重要的是那些负责任的工商领袖，他们带领商业社会的进步。”
冯仑想呼吁和帮助中国商业界建立一种打着自己烙印的道德体系，他曾经期望“从中国传统的文化当中寻找一种新的解释，帮助我们能够在财富的追求、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以及穷人和富人的关系当中找到一种平衡”。
可是传统文化中有商人但没有企业家的概念，有财富但没有资本的概念。他们得花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耐心使传统文化接受现代商业文明。他们得努力使它们之间形成一种默契，可以使资本、财富的积累以及良好的政商关系获得积极的文化支撑。
中国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正在为这个国家、这个时代做更大的贡献，可是他们所分享的权利与他们的贡献并不匹配。在中国的土壤里面，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要想成为主流的力量，依旧要野蛮生长。
但是今天已经不再是那个把商人和企业家的贡献连同尸骨一起埋葬的年代了，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已经到了第30个年头。中国在向着更好的方向走，中国人不愿也不可能再回到过去。
而他，一个亲历了时间和空间的历史见证者，愿意将自己的欢喜与悲哀、兴奋与沮丧、幸福与悲哀，滴着血、赤裸裸地展示出来与所有人分享。他说他写《野蛮生长》，“就是觉得也都折腾这么多年了，我在规划下一个10年要做什么……在改革30年的时候，需要把这些想法和大家做一下分享，同时也对过去19年参与做生意过程中观察到的一些事情和一些感想做一些记录”。
《华夏时报》：你现在觉得最迫在眉睫的问题是什么？
冯仑：实际上最迫在眉睫的有两方面：从企业来说是组织的改造，因为我们去年完成了一个变化，把开发这一部分上市了，非开发这一部分，组织架构按照投资公司来组织新的业务。这是我现在比较急切的一个事情。从个人来说当然希望在未来自己通过社会公益和企业共赢这方面的工作，来扩大我们对社会的回馈，在这个过程中也充分地使自己更有能力来参与公共事务、公众事务，包括环保、社区这样一些事情。
《华夏时报》：工商领袖来做环保、社区、NGO，本来是一件挺好的事，但是总有一些人把它认定为一种做秀行为。
冯仑：是。我们做事情，我认为坚守的是一个理想，至于别人怎么来观察这件事情，我们不会太在意。我们的公益基金会在去年年底就开始筹备，董事会、股东会都做了决议，每年拿出利润的0.5%－1%；我们的高管和员工也都会捐钱给这个公益基金。我们今年还安排到国外做专门的访问和学习。我还专门准备去听课，然后去学习做NGO，学习做公益、环保。我们有自己的制度安排、人员计划、资金安排，这个和秀不秀没关系。做秀从来是不花钱挣大钱的，如果做一个秀需要这么高的成本还有人愿意做，我觉得对这个社会意味着很大的进步。
《华夏时报》：在中国做生意，尤其是做民营企业，必须拥有非常强大的内心力量，否则就没办法野蛮生长。
冯仑：确实是这样。这种力量并不是一天练习出来的，它是被摧残起来的。有时候挺搓火，有时候真的会很江湖、很野蛮，但是也会在这样的过程中变得很坚强，很有韧劲。这种强大的内心力量、信念的支持，要在中国做成功事情特别重要。这个过程也恰好说明相当长的时间不利于商业文明的成长。商业文明没有法律，你开个公司折腾起来就很辛苦，是非判断也很复杂，你得完全靠个人的经验和智慧。所以社会进步了，像现在这样，法律越来越完善，你的毅力、勇气都会用在科技、用在市场竞争上，而不是像我们那时候，勇气和毅力是用在折腾人和磨合体制上。
《华夏时报》：你觉得对于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你所能提供的最大价值是什么？
冯仑：不是盖这个楼，而是我和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能够给中国宣导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让大家意识到应该怎么样来做企业？怎么样来推动市场经济？怎么样来建立法治社会？怎么样来建立公民社会？我们所做的工作，最大的意义就在这里。因为这是这一代人能做的事情，下一代能做的事情更了不起，就是这么一个接力棒的过程，我们能做的工作非常有限。